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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泰医院 身心科唐子俊主任
在这一段期间当中，也有相当特别的学者，对于利用机构将一些人标定成为精神疾病，是一种非常不客观的处理方法。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Rosenhan(1973)耻辱感的实验。这位研究者想要测验精神科的工作人员，是否能够区分假装的精神病患。他训练了研究生假装自己有幻听，然后被送到急诊最后入院。这些人大部分被标上精神分裂症的诊断，平均住院十九天。住院不久，这些人开始表现正常，很多病人很快就注意到这些人正常的行为。工作人员因为花比较少的时间和病患在一起，没有发现这些人正常的行为。于是这些假装的病人开始要求出院，工作人员的回答是他们还不够好，还没有到出院的时候。于是研究者介入让这些人能够出院，而且最后被标上的诊断是精神分裂症，恢复中。所以研究者的结论是：许多精神疾病其实是一种标签的过程。研究者认为诊断本身其实是一种艺术，而不是科学；所以一旦被标签，就不容易去掉这些标签。
虽然对于去机构化未必完全抱持着正向的概念，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来看看，除了长期住在病房当中的这种机构化方式之外，是否还可以有其他的选择。例如美国总统甘迺迪让低收入的人有营养午餐，对第三世界提供了家庭计划的照顾，将人道主义发挥了极致。由于人道主义加上药物对精神疾病的控制效果，让精神病患从被限制，转变成为在协助下被控制的待遇。而我们现在精神卫生法所提到的强制住院，一方面仍来自于社会控制的需求，希望能够让社区保持在安全的状态，另外一方面又认为严重的精神疾病是可以经由治疗而让他们逐渐恢复正常的。严重的精神疾病就包括了精神分裂症、严重忧郁症、躁郁症、器质型精神病等等。的确有部分的个案经由强制的治疗之后，能够恢复参与社区的能力。
我们从整体的角度来看，Warner(1989)研究了西方国家过去三十年去机构化的各种结果，发现：去机构化主要是为了经济的考量，实际上社区的医疗能力并不足。随着世界大战结束，国际的经济状况稳定后，于是精神医疗的床数开始维持在每十万人有一床。再加上社区需要人力，所以许多病患开始被去机构化。美国照顾精神病患的预算，由1963年的2％，到1994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四。但是由于许多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险的费用，让州政府及联邦短少了许多照顾费用的来源。
研究发现，贫穷的人容易造成负向精神医疗中心的使用。研究不同的种族和性别，发现许多人再住院的因素和贫穷有极大的关系。所以影响的因素包括：社会（没有合适的住处）、心理因素（耻辱感stigma）、当社区的成员不熟悉精神病患的时候，容易倾向将这些个案标定成为有危险的、疾病不会恢复的、甚至是疾病会传染的，藉由这种标签将这些个案边缘化，而不和他们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