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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有点怕，手术前一天晚上拼命看着她的资料进行分析，并复习相关文献以便作最好的计划。我的家人早已了解我在面对大手术前的情绪起伏，习惯性的保持沉默不去打搅，以免被暴风雨扫到。

手术当天，我提早进了医院，完成看病人，开会及门诊工作后，我进了开刀房。满怀着紧张与沉重的心情被手术房伙伴们知悉。在麻醉科李主任所率领的团队，开刀房阿长与惠如师姐，以及诸位助手师兄的打气下，方能放松心情全神贯注以面对。

病人麻醉妥当放好位置后，我仔细亲自帮病人消毒。一直以来这是我的习惯。因为过去经验告诉我仔细做这事会减少病人的伤口感染。我告诉我的跟刀伙伴瑞明师兄说Pittsburgh 大学 BJ Griffith 大教授有说消完碘酒后再用酒精消毒可防止 MRSA（一种顽强的抗药性金黄葡萄球菌，只能用万古霉素治疗）的感染。我铺好单后，在病人胸腔熟练的确认位置打一个洞，把内视镜伸入查看胸腔内的情况，之后在适当位置再开一个7公分小伤口。我熟练的操作着内视镜与器械将肺叶交界及肺门（血管与气管通路）剥开。My god！肺部又硬又重，难以翻动。肿瘤十分靠近心脏，几乎无游刃的余地。一边是肿瘤，一边是跳动的心脏，靠在一起实在十分难分。我正考虑切开心包膜作钳夹，却发现如果再往上靠就会牺牲另一肺叶的静脉回流。于是我在控制好血管后，小心切开血管并作缝合。我力图镇定，但仍不时提高嗓门要求器械与缝线。感谢开刀房诸师兄姐们的包涵，能体谅外科医师在此时所面对的压力。在大家的合作无间下，手术顺利完成。留下一个引流管与7公分的肉线缝合小伤口，还略小于切除肺叶的直径。

次日，我帮病人顺利拔掉呼吸管。却发现病人愁眉不展。一问之下，才知道她的至亲在她手术前一天过逝。家人一直到手术后才敢告诉她此事。我听后十分难过，想起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心情，颇为感伤。也在未来数日巡诊过程中勉其节哀。

术后七日病人康复出院，出院前病人及家属满心感激。我的内心却是充满复杂的心情。身为一位外科医师，所能获得最大的回报，就是病人能由自己的协助恢复健康。但其间的风险与医病关系脆弱却令我心情复归沉重，这种成王败寇的危机意识使得愈来愈多的医师在面对病人时选择保护自己，包括自己在内。平心而论，愈来愈多的医疗纠纷，医病之间的不信任感加深，最终将是医病双输。勇敢积极救人的医师反因不可避免的意外而成众矢之的，如此医师牧师化的结果，势将萎缩医师救苦救难中的积极角色，英雄蒙羞而隐的苦难，也终将由普罗不幸病人去承担。

病人术后说她感觉非常好。但病理报告为恶性的结果，仍令我忐忑不安。拖了两年后才将它切除，能否因此痊愈？ 抑或只能控制于一时。目前病人已在曹副院长的细心照料下接受后续的治疗。这令我想起另一位八年前的病人故事，当时病人罹患恶性肿瘤，我作完整切除后病理报告居然切除缘为阳性。照理说病人应很快会复发，但病人目前仍健在无病。医疗上的不确定性，让我感觉到天意的飘渺不可预测，对于学科学的我而言也不得不有限度的相信奇迹的存在。愿我的病人能永保安康。看到他们的康复，在我心中，就如同补偿我少时无法救回先父生命的遗憾，也因此得到安慰与喜乐。我仅在此以最深而虔诚的心，祈求佛祖菩萨庇佑他们健康喜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