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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这些年来的基因热潮，当大家都沉浸在这新科技发展的兴奋与喜悦之中时，鲜少有人去注意到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问题；西元1989年6月，美国寿险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Life Insurance）编撰了一份厚达四十七页的报告，篇名叫做“遗传检验在风险分级中的潜在角色”（The Potential Role of Genetic Testing in Risk Classification），这篇报告中指出：“随着遗传检验日臻完备，社会将不得不正视诸多层面深广、史无前例的隐忧。当医疗、生育、雇用、隐私逐个卯上社会权、机密、知与不知的权利，许多深层的伦理问题就会浮现出来。”同时这份报告也是在提醒保险业者准备迎接“基因遗传时代”的来临，他们认为当愈来愈多人得知自己遗传到的罹病倾向时，保险公司也必须拿到同样的资料，否则那些自知有高罹病风险的人，若蓄意增加寿险或健检的保费时，对保险公司以及其他人来说都是不公平的。
我想明眼人一看便知保险公司关心的是来自于担心日后会造成的损失，但其顾虑确实也是不容忽视的，随着基因科技技术的发展，旧有的社会价值与结构必将随之改变，问题在于这些转变是否能坚持住正义及确保身而为人该有的尊严；当父母可以决定子女的性别、身高、性情、健康甚至于智商之后，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又该何去何从？当优生学又在基因的奥秘被解开后提出，新的纳粹主义是否会在这个基因优劣的藉口中兴起？这因人类好恶所产生的新人类，会否成为另一个不可知的物种？我们将成为下一代人类的上帝？上述这些绝非天方夜谭，这都是可能会发生的情况；这些问题的提出并非要阻止人类基因解读计划的进行，而是希望在科技发展之同时能带入更多人文价值的考量；人类社会不仅仅只有科学，举凡法律、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等，都是人类社会赖以形成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各自独立同时亦相辅相成。
科技的进步无关于人类心智的成熟与否，稍有闪失，世界又是一片混乱；“人类基因解读计划”在成立之初，亦组成了一个小组，叫做“道德法律社会事务小组”（ELSI），这小组的职责主要在于研究探讨基因计划对于社会各层面所造成的影响与冲击，该小组的预算也从刚开始占计划总经费的百分之三到后来的百分之五，预估未来将达到百分之十，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般；当然我们不能否定基因科技的发展确实为人类带来相当大的益处，但是科学永远不可能只是科学，当科学带来商机、当科学带来利益，科学就不会只是科学；当年（1988年）美国最负盛名的分子生物学家-华森（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从“人类基因解读计划”的掌门人一职中下台，就是因为其背负的“科学成就共享”的理想与顶头上司-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所倾向的“基因为专利的技术”理念相违背，最后不得不挂冠求去；这是一个冲突，也是冰山的一角，或许我们真的该想想，回到当时研究的初衷，我们要探究与解答的基因秘密，究竟是为了什么？